站不稳脚的「科技成瘾」论

《站不稳脚的「科技成瘾」论》

我们听过了太多关于「科技成瘾」的警告:

沉迷手机让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抑郁;约会懒得去,性生活频率也下降;更严重的,甚至有可能会触发像老人痴呆症患者所体验的失忆

《站不稳脚的「科技成瘾」论》

▲ 图片来自《The Conversation》

不过,有个问题是,研究再多,我们也没能找到社交网络等科技产品对人精神影响的直接证据,更多是粗略推测。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系主任 Anthony Wagner 直言

现在有证据可证明其中有因果关系吗?我们使用媒体的行为真的在改变我们的认知和潜在的神经功能吗?答案是我们并不知道。完全没(明确指向因果关系的)数据。

不可靠的数据,模糊的定义

现在于科技成瘾领域的研究和饮食研究很相似,主要依靠受众凭回忆回答问卷以了解受访者的「感觉」或「使用设备时间」。作为实验数据,这很不可靠。

一份 2016 年的研究发现,将自我回忆中的互联网使用时间和实际使用时间相对比,只有 1/3 的人能相对准确地记忆,人们普遍会高估自己上网的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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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图片来自 The Addictions Academy

再者,「屏幕时间」这类概念本身就包含很多变量。

去年,年轻人可能在玩 Snapchat,今年也许就成抖音了;刷 Instagram 和用 Facetime 和家人聊天虽然都是屏幕时间,但影响也会不同吧?

在众多不可控条件下,我们又怎能建立确凿的因果关系?

除此以外,部分研究所得的结果的「程度」也仍存在争议。

一份研究将屏幕使用时间和青少年抑郁和自杀行为关联起来。一名学者分析了同一份样本数据,发现屏幕使用时间和抑郁自杀的关联程度,就和自杀与吃土豆相关联的程度差不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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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屏幕和手机应用对大脑的影响研究仍不成熟,图片来自 Daily Express

虽然好玩的手机会让人产生多巴胺(也就是那种可能会促成上瘾的分泌物),但其量和药物无法比拟。

其实,生活中其它让人觉得愉快的东西,譬如食物和性,同样会触发多巴胺,但它们和手机游戏一样,触发的量远低于药物

一般来说,好吃的食物会让多巴胺升到正常值的 150%,电子游戏则是 175%,安非他命这种药类则会让大脑里的多巴胺升到正常值的 1000%。这个程度又是否足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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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不同活动刺激大脑生成多巴胺的量,图片来自《The Conversation》

《Vox》作者 Brian Resnick 和一些专家聊了聊这个问题,发现即使是那些支持「科技成瘾说」的研究人员都觉得我们的确需要研究并收集真正有效的证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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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屏幕时间这类应用收集的数据会更客观,图片来自 9to5Mac

现在,一项观察时间跨度为十年的研究「ABCD(青少年大脑认知发展研究)」正在进行中。这个研究将跟踪观察超过一万名 9-10 岁的儿童,通过 Fitbits 和定期脑部扫描观察其行为和认知改变。

最开始,ABCD 也只是让受访者回忆设备使用行为,但现在,他们正在和苹果、Google 协商,希望可在用户同意的情况下,获取其应用使用时间数据。

不过,该研究目前仍未能提供更多可用的数据材料。

在那之前,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下,撇开「科技成瘾」不说,种种负面影响的表象下,是否存在其它诱因的可能性?

「科技成瘾说」会掩盖其它问题?

在「科技成瘾」中,社交媒体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批评对象,孩子爱玩 Instgram、Twitter、Snapchat 等产品让不少父母头痛。

Arunas L. Radzvilavicius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,他认为放不下社交软件的孩子们不是上瘾了,而是在遵循一种社会规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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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图片来自 Today’s Parent

他曾听到一个女孩抱怨,社交媒体让她感到很焦虑,但她却无法不看,因为「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这上面。」

在 Radzvilavicius 看来,这正是区分「成瘾」和「社会规范」的差别:

成瘾,大多是一种个人独自经历的体验,但社会规范,则是一种共有的心理状态,通常由社会里其他成员的观点与信念,以及我们自身对以上信念的认知塑造而成。

换言之,社会规范更是一种类似同辈压力的「氛围」。而且,这些社会规范会在正面反馈下不断加强。

但不是所有正面反馈都是「真诚」的。

Cass Sunstein 在新书《改变是如何发生的》中提供了一个例子。

沙特阿拉伯已婚女性可参与社会工作,但前提是获得丈夫的批准。从当地女性就业数据来看,当地社会规范为丈夫不支持妻子外出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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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图片来自Vice

而最近的一份研究却指出,超过 80% 的受访沙特男性私下其实支持女性参与工作,但他们却低估了同辈对这件事的接受程度,因此不愿意表露自己对妻子就业的支持,进而强化了原有社会规范。

因此,那些成天和朋友在社交网络上一起玩的年轻人,也许是在经历社会规范的影响,并持续巩固这种文化。

Radzvilavicius 认为,在这个情况下,如果社会只对青少年个人行为进行干预,很可能会引起反面效果(因为你在强行要求他离开社交圈)。不过,如果更多人能沟通其真正想法,也许社会的话语平衡就有机会改变。

而对于「科技成瘾」可能带来的数不尽心理影响,心理学教授 Christopher J. Ferguson 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其它问题的表现,然后被套在了「科技成瘾」目录下:

通过研究,我认为科技成瘾通常是其它潜在心理障碍的症状,譬如抑郁、焦虑和注意力问题。人们可没将成天睡觉的抑郁症患者说成是有「睡觉成瘾」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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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对根源问题的误判,可能会让人忽视青少年真正在经历的心理问题,影响治疗。

虽然,现在 Radzvilavicius 的「社会规范」论和 Ferguson 的「偷换病因」论仍没有更丰富的研究论据,但他们的观点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启发:一个问题存在很多面,要避免一叶障目,我们需考虑更多可能性,并帮助真正受到影响的人。

题图来自 Lifehacker Australi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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